參與揹負大印的行列
韋端
（主計故事006，取材：汪主計長錕「主計工作瑣憶」，主計制度建制五十週年紀念集，1981；十八位參與背負大印行列人士現況增補至1996.1.22）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，筆者在南京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畢業後，由於學校的接洽與安排，有兩個工作機會可以撰擇，一是在南京某銀行工作，另一是在主計部服務。銀行工作非我所願，只好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選擇了主計部。坦白而言，當時筆者對於主計部一無所知，何謂「主計」？主計部的職掌是什麼？在筆者內心，完全是一片空白。大學四年期間，好像從來沒有一位教授提到過主計制度，因而對於主計工作的性質，主計組織的情況，就一概盲然無知了。
其實，那時候主計制度已推行了十七年，可是像筆者受了大學教育的人，仍然不知道有它的存在，固然自身的涉獵不廣是其原因，但是學校教育與國家政事實務的脫節，毋庸諱言，應亦為主要原因。正因為主計制度沒有配合教育紮根，所以各方對此一制度之認識不足，以致多少年來誤解時生，它的存廢問題，也就一百時隱時現了。
民國三十七年下半年，戡亂軍事情勢逆轉，政府決定播遷廣州，筆者追隨主計部同仁及眷屬，搭乘火車，由京而滬，經杭州、南昌、長沙，於三十八年二月抵穗。是年八月由於情勢進一步惡化，由廣州再遷重慶，十二月底。復由重慶播遷成都。由京而蓉沿路兵荒馬亂以及艱苦備嘗的情況。毋庸多言。不過，有一件事，值得一提。那就是:當中央各機關從重慶撤退的時候。金圓券早已成了「濕柴」(廣東語：廢紙之意)，銀元券亦不為民間所接受，所以各機關的疏遷費用，都是向中央銀行領取黃金與銀元，大體而言，大多數機關都是將所領經費，發給員工作為遣散費用，或作為追隨政府播遷的川資之用。到了成都以後，中央銀行門前每日大排長龍，領款的人群，像潮水一般，擁擠吵鬧，混亂猶如世紀末日。縱有不少的憲警荷槍實彈，仍然無法維持良好秩序，有時不得不對空嗚槍，以資鎮壓。在那種緊張混亂的情況之下，唯有行政院主計處當時的代主計長王燿(炳生)先生，嚴令經辦人員，必須將從重慶攜來的賸餘經費五千銀元，剋速悉數繳回中央銀行。經辦人員數人護送那批銀元擠進人潮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。才如數繳進，取得收據而返。排隊領款的人，個個因領不到款而焦躁不安，但那個時刻竟還有出力流汗而拚命繳款的人，形成非常顯明的對照。
這一件事所象徵的意義是：除了王炳生先生高風亮節，令人敬佩以外。主計首腦部到今天之所以仍然保持著遇事以身作則的優良傳統，可以知道是其來有自了。
主計部在南京的時候，原有職員兩百多人，民國三十八年由於政府一再播遷，每播遷一次，就有若干人自願或被迫遣散，所以到達重慶以後，所剩人員已不足百人，至於追隨機關去成都的人，僅餘數十人而已。在成都新津機場候機期間，又有很多人因不耐風餐露宿之苦，以及承受不了槍林彈雨之驚恐(機場自行破壞彈藥庫)，而紛紛折返成都。故堅持到最後五分鐘的職員，其能幸運飛向海南島榆林港，再安扺台灣者祇有一十九人。這些人可以說是熱愛國家，熱愛主計工作的孤臣孽子，也可以說是主計首腦部的「接線生」，似有將他(她)們在這裡記錄下來的必要。除筆者本人現仍在行政院主計處服務以外，其餘十八人的大名如下：
．陽瑞成(原任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組長，現已退休，在美國)
．包 馥(已病故)
．陳思明(原任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副總經理，現任亞洲信託公司董事長)
．趙新民(原任司法院統計長，現已退休)
．孔慶永(原任再保公司會計處長，現已退休)
．王宗梧(原已退休，現已病故)
．胡學宦(已病故)
．彭紹增(已退休)
．段桂昌(原任國民大會秘書處科長，現已退休)
．蕭耀光(原任中央信託局會計處副處長，現已退休)
．黃國耀(原任台北巿銀行專員，現已退休)
．范裕達(原任台北巿銀行專員，現已退休)
．張幼齋(已退休)
．戈顯謨(原任行政院主計處專員，現已退休)
．汪康騏(原任行政院主計處科員，現已退休)
．趙崇雲(原任行政院主計處科員，現已退休)
．宮矩業(已病故)
．殷恭達(已病故)
上列這些人員最後在新津機場堅守的時候，已沒有一位單位主管以上的人員在場，成了群龍無首之狀，每一個人內心裡都有被遺棄之感。儘管如此，大家還是儘量保持鎮定，遇事共商辦理。當時運到新津機場的公物計有重要公文數大麻袋、電動計算機、主計處及各局印信等，到望穿秋水能有機位離開的時候，限制每人攜帶的行李不得超過五公斤，在此情況下，公物載運顯無可能，共議結果，其他公物可以棄置，而印信絕不可失，因為印信是一個機關的象徵，必須與印信共存亡。這一批孤臣孽子本著這樣的信念，才小心謹慎的護送印信到了台灣，因而主計處成了印信完整無缺的極少數機關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