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為馮婦復任主計長
韋端
(主計故事009，取材：龐故主計長松舟「從事計政工作之回憶」，主計制度之制五十周年紀念集，1981)
三十七年六月行憲第一屆行政院成立，國府主計處改隸行政院，稱主計部，首長稱主計長而不稱部長，副首長稱副主計長而不稱次長。主計長成為行政院閣員之一，與其他各部同樣以政務委員兼任。首任主計部政務委員兼主計長，為原任國府主計長之徐可亭先生。余遂任主計部副主計長。是年十一月行政院改組，原任主計部主計長之徐可亭先生調任財政部長 ，余遂升任主計部主計長。好景不長，次年三月政府南遷廣州，行政院緊縮組織，主計部改為主計處，余仍任主計長。從此主計處成為行政院之幕僚單位，與秘書處並行。主計長雖仍特任，但不是政務委員，祇可列席院會而無表決權矣。
政府南遷廣州，早於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決定，由於若干中立人士調停國共爭端，舉行停戰和談，遲至三月間才實行南遷。其時先總統 蔣公已於是年一月初通電下野，李代總統遲遲不來廣州主政，可謂群龍無首。而所謂責任內閣，幾乎每三個月改組一次，來去匆匆 ，席不暇煖。四月二十三日南京失守，五月二十五日上海陷落。政治經濟中心，悉入敵手，各地軍政當局之意志不堅，而投共者日多。迨至八月初，美國務院又落井下石，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，打擊我民心士氣，局勢急轉直下，惶惶不可終日。主計處與財政部同在廣東省銀行樓上，悉力籌謀軍政費之應付，安定人心，猶恐不及，自無任何積極性之建樹可言。
三十八年九月廣州告急，政府決定西遷重慶，余期期以為不可。蓋余在對日抗戰期間追隨政府在重慶工作七年餘，三十八年六月間又因公赴台灣一次，對川省成渝等地，及台灣之地理環境與人事關係，有相當瞭解，故認為政府西遷重慶危險多，東遷台灣希望大。然而人微言輕，不克影響政府之決策，因於政府整裝待發之前，命主計處管理檔案之陽視察紹修兄率若干同事，將已裝箱之文物，星夜開箱檢點，擇其具有保存或參考價值之文件、帳冊、法規制度等，一一提出，另裝十大木箱，直接運往台灣收藏，以備政府遷台後使用。當開箱檢點時，余亦參與其事，作應否運台之鑑定工作，澈夜不眠，至全部改裝工作完成為止。余放主計處西遷工作準備就緒後，面告副主計長王炳生兄:謂余心力交瘁，不能追隨閻院長收拾殘局，請他代理處務，率領同人與行政院採一致行動。余將辭職赴港待命，並推薦他繼任主計長。此一措施，當時以不能與同仁同甘苦共患難而有歉意。但為國家省了一筆無謂之費用，為主計處保存了一批有用之文物，方可以自我安慰。
民國三十九年五月，奉行政院陳院長之聘任行政院顧問，是年八月下旬奉召來臺。當月二十五日即奉命復任行政院主計處主計長，九月一日就職視事。自此重為馮婦至四十七年七月中旬，行政院改組，余以年老多病，不勝繁劇，奉准辭職為止。
台灣地區狹小，交通便利，政府遷臺以後，權力集中，意志統一，政令易於推行，主計工作乃能按步就班，順利進行，且有若干改進措施，使主計方面所有依法限時完成之工作：如年度總預算、總決算、會計統計總報告等，均能如期完成。內容亦漸充實。
十四年秋冬之間，籌劃擬編四十五年度總預算之際，余曾對中央、省、縣市三級政府自三十九年度起至四十四年度止，六個半年度之財政收支實況，做過一次總檢討，編成一件財政收支報告，除文字說明外，提出幾點結論，並作種種分析比較，列具統計圖表，充分表示其實況，與歷年盈虛消長之趨勢，復將直接間接可影響財政收支之因素；如物價指數、國民所得、稅捐負擔、政府機關組織員額等，一併附具統計圖表，以供政府決策之參考。此一報告，當時各方重現，並經院會討論，交付各部會研究參考。此一報告之原始設計及文字說明與結論要點，雖為余親筆撰寫，而一切資料圖表，均為我主計同人所供給。可以見當時主計工作，已有良好之基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