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
韋端
(主計故事019，取材：黃仁宇「放寬歷史的視界」，1988)
明成祖朱棣於1402年取其侄朱允炆之帝位而代之，自1403年稱永樂元年，至1424年去世，是為永樂二十二年。除最後一年之紀錄列於「仁宗實錄」外，其他二十一年的年終數字統計見於「太宗實錄」。是「明實錄」中形式上最為詳盡、最為前後連貫的一套統計。茲將其中「納馬」一項數字列表檢討如次，以追溯其來源和出典。
圖：永樂年間納馬數額(單位:馬千匹)
「太宗實錄」內納馬數缺1407年數字，1419年數字記載錯誤，應照「校勘記」改正。附圖所載，其中除一次例外不計，所有數字近於直線式之上升。1403年只有馬37,933匹，至1429年達1,736,618匹。
筆者推測，此項數字，並非出於實際的統計，而係官方根據預定之繁殖率計算。實錄所載1421年較1420年增21％,1422年又增10％，1423年又增33％，1424年又增10％。如此循環不絕，事勢上不可能，因當日官方民間均無法供應如此大量之繁殖也 (以上百分率均近整數，亦屬可疑) 。又即可能時，政府調查審核機構，亦不能將一百萬以上的馬匹登記無誤也。
按明初馬匹由進貢及購買之方式，取自朝鮮、遼東、雲貴各地，永樂又向撒馬兒罕(Samarkand)等處搜購。所得馬除官方使用外，即寄養於民間。北直隸、河南、山東若干府縣列為養馬地。「五丁養馬一匹，免其糧草之半」。即係減輕田賦，以作養馬代價。凡種馬倒死，「孳生不及數」，民間均須貼補。十五世紀末葉事例：種馬三年須生二駒。陸容作「菽園雜記」，自稱於1477年奉命「印馬」，所見馬均孳生不如額，由養馬民間，出資賠補。永樂年間之馬匹數量大概出自紙面計算，更可由繼任洪熙帝朱高熾登極詔書之辭語揣得之。洪熙之與民更始，繼位時宣稱:「各處軍民有因追賠孳生馬匹，為官府所逼，不得已將男女妻妾典賣與人者，詔書到日，官府悉為贖還。」其辭句以仁慈為懷，可以保全官僚主義之道德立場。但所謂悉為贖還，恐難於事實上辦理。而且逼後則贖，贖後則逼，則在陸容書中見之。在研究官僚主義的立場言，則此項統計數字，純依上級之理想，強令下級照辦。其逼迫過度之餘，所記載數目恐難成為事實。朱棣為暴君，但諡為「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」。仍以宇宙間之至善至美，作其威權之背景。因文官集團除自稱奉行仁義道德掌握自然法規外，不能自圓其說；是以引用思想上假設的成份，作為其行政工具。只是時日愈久，其不盡不實的程度愈積愈深。有如十六世紀，各處衛所，名存實亡，有些單位的兵力，低於原額5％以下。有此諸種弱點，朱明王朝只能在「非競爭性」的情況下存在。至十七世紀此條件不能維持時，則人囗一億以上的帝國，竟無法抗拒人囗一百萬而不及的滿清。其遠因具在，亦不可以後人不肖，一朝腐化論之也。
上述「太宗實錄」年終統計所列數字並非全都虛構，而更非全部屬實。官僚主義施政之設計，端在「閉戶造車」。實行之程度，視其向下級施用壓力是否有效。雖其標榜之道德不足信，吾人亦不能指斥其用心設計，旨在背叛道德。筆者認為中國之產生官僚主義，實因地理需要，中國因須治理黃河，大規模的賑濟經常發生的水旱諸災，防衛北方遊牧民族的內犯，在公元前三世紀即革除封建制度，構成政治上的統一。其去青銅器末期未遠，以後相次須要維持統一，中央集權的程度，超過當日技術能力足可資支持的程度。於是即索性不顧技術，而以道德名義，強迫執行，才發生以上名實不符，體用背離的現象。
事實具在，中國歷史的發展，與歐洲近代史的展開迥異。中央集權既非封建特徵，而中國之官僚主義，更不可能作為發育資本主義的背景。筆者相信今日中國之現代化，即不可墨守成規，也不能模倣西方。採取歷史上的長處，僅可在局部;其重要關頭，則在創造。中國之具有創造能力，無可置疑。官僚主義雖為中國歷史上及文化上的缺點，卻也不能因之而抹殺中國歷史上及文化上的長處。況且我們批判一種制度，也要著重其時間性。中國官僚制度，在明末之後和西歐社會的治理與設計比較，才顯得相形見絀。但是在唐宋之前，於一個廣大地區之下，造成統一的局面，首先做到「文治」的地步，也不是在歷史上無一是處。我們今日批判官僚主義，須針對其「空妄」(make believe)的成份，因為這種想法在「暸解」(亦即康德所謂verstand)上無中生有，淆亂黑白，是非不明，妄稱技術上的缺陷為精神偉大指責之餘，卻無意非論道德，或否認意志力(will power)之重要(後者已與康德所謂「理解」vernunft接近)。
中國實行現代化時，必能擺脫官僚主義的遺風，不再以道德的名義，掩飾科學技術之不及，因之順利成功，足以促進全人類的富強康樂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