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預算及收支系統
韋端
（主計故事031，取材：鞠清遠著，唐代財政史，1978）
在安史亂前，平時與臨時的收支，多依仗以丁規定的租庸調，以戶等規定的戶稅，與按青苗頃畝徵收的地稅。官業收入,與特種收支往往是有一定限度的。於賦稅與官業收入以外（註一），如有不足，或非賦稅所能直接徵收得的，則往往採用和糴，和市等方式。因此每年中央政府均須提出一種預算，以便分配稅賦或糴買。支出，因政治的穩定，似漸趨於定額，不過每年也要有些預算。因此，每年都不免要頒佈各種稅賦的分配，徵收及運送等法令。
但是中國的財政政策，在政治清明之時，總不是量出以制入，而是在「三年必有一年之儲，九年必有三年之積」的政策下運用著，所以預算中的支出，在平時總以能「致蓄積」為原則，盡量縮減。
預算的編制，與稅賦之分派與處分，在初期是每年一度編造，頒下州縣的。到開元二十四年，李林甫以為每年編造，所費良多，並且條目繁雜，難於檢查。因此把許多「支配與處分」的旨符，或者說，把如何徵收稅賦，如何放免，運送等技術上的規定，及各種稅之稅率編成書籍，稱為長行旨條（註二）。不過政府需支用的稅收及糴買等數目，則仍然每年要編造一次，頒下州縣：
開元十（二十）四年數。（）以每年租耗雜支，輕重不類，令戶部修長行旨五卷。諸州刺史縣令改替日，並令遞相交付者。省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，進書頒行，附驛遞送，其支配處分，並依旨文為定，金部皆遞覆而行之。（唐六典三戶部度支郎中員外郎條下註）
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六日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：租庸，丁防，和糴，雜支，春綵，稅草諸色旨符，承前每年一造，據州府及諸司，計紙當五十萬張，仍差百司抄寫，事甚勞煩，條目既多，計檢難遍，緣無定額，支稅不常，亦因此涉情，兼長奸偽。臣今與採訪使朝集使，商量有不穩便於人，非當土所出者，隨事沿革，務使允便，即望人知定準，政必有常，編成五卷，以為常行旨符。省司每年但據應支物數，進書頒行，每州不過一兩紙，仍附驛送，旨依。（唐會要五九度支員外郎）因為有常行旨符，所以天寶間，有於常行旨外每鄉放若干丁租庸之詔令。到乾元中，更針對著常行旨條及這次命令發布了詔令：
乾元三年二月詔其天下百姓，灼然單貧，交不存者，緣租庸先立限長行，每鄉量降十丁，猶恐編戶之中，懸磬者眾，限數既少，或未優矜，其實不支濟者，宜令每鄉量更矜放。
大曆四年，也是「准度支長行旨條」中的規定來重新規定戶稅的，所以杜佑稱之為「加稅」。不過因為戰爭頻仍，軍費浩繁，所以自安史亂起，各種新的稅賦及科率，攤配，隨時增加，也就沒有所謂預算的制度，只是隨時的應付。新設的食鹽專賣稅，大概也沒有一定的收入估計，如果鹽法精密，收入增多，劉晏當權時，則估計除可應付支出以外，或者隨時放免其他直接由納稅人民擔負的稅賦。掌財賦大權的人們，只求得能夠「收支適合」，則便隨時顧慮到使人們減輕負擔（註三）。如所需浩大，自然他們也就不能顧慮得很多了。因此楊炎盡量的誇大這時的弊端，說「科歛之名凡數百，廢者不削，重者不去，新舊仍積，不知其涯，百姓受命而供之，旬輸月送，無有休息」。至於他的兩稅法奏疏，雖稱「凡百役之費，一錢之歛，先度其數而賦於人，量出以制入」，似乎有了一種預算制度，有些人也盡量誇張這一點，不過據我們看到的，述兩稅定稅之實況的文字，都指明只是根據「舊徵額數」，照新審定的稅源，來重新定稅而已。充其量這種行動，只能是一種收支適合原則的應用。他不求支出與稅賦徵收的合理，而只是量出以制入，不顧及財政政策的社會影響，還談不到健全的預算制度。並且這時候，中國財政政策中之要務，「儲積」，也未能作到。如果以善意的態度，來估量楊炎的話，「量出以制入」，我們只能說這是他的一種不甚健全的財政思想。到唐代末年，以備邊為名，設立了「延資庫」（註四），方強將一部賦稅儲積起來，不過不是用於備邊，而是用於皇帝私人的消耗罷了。
在唐代財政史，也是中國財政史上的一大特點，是沒有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劃分。租稅之收入與支出，是在中央一大系統之下運用著，地方官吏的俸祿等等，或橋渡津堰之維持，都在中央支出數目以內。在徵收得的租稅之中，中央根據地方應支出的數目，令其留下，其餘的則在中央指揮之下，指定何者運京，何者留備邊軍。如清河即積蓄許多江淮租賦，留備北邊之軍用，在安祿山亂起後，被顏真卿利用了。
安史亂後，除各地已為軍閥霸佔者外，其餘州府的稅賦，除鹽鐵稅直隸中央外，他種稅賦，概按中央規定之稅賦項目徵收，沒有特別的地方稅；不過一切稅賦都分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。上供是地方應解交中央的部分。留使則是解交諸道的，留州是地方應留下的稅款。元和中對於三者的規定，又有些改變。
元和四年十二月度支奏……應帶節度觀察使州府，合送上都兩稅錢，既須差綱發遣，其留使錢，又配管內諸州供送，事頗重疊。其諸道留使錢，各委節度觀察使，先以本州舊額留使及送上都兩稅錢充。如不足，即於節內諸州兩稅錢內據貫均配。其諸州舊額供使錢，即隨夏稅日限收送上都度支收入次年旨符便為定例（唐會要八三）地方沒有特定的賦稅，只是在中央規定應收的稅賦中，可以分得一部分。「送使錢」自此除有觀察節度之州，改為留州外，悉改為上供。州使錢不敷支配，方可以附加稅的形式，徵收一部分地方財政所需用的錢物。至於諸州於留州以外，還有什麼附加稅，即「加配」便難以說了。因為上供，送使諸錢之改變，使州縣因支用無資，而有了「預征」的事。到元和六年，更下詔禁止預征，只許以供軍錢，方圓借使，這只是一種通融支出。
在前節所提及的商稅，埭程，有些在創始時，便是屬於諸軍鎮節度觀察使的，似是一種地方稅。他如酒稅之類，則多數由州縣管轄經理，稅收也往往是按上供，留州等項目分剖。總之，在唐代，除去一點附加稅，即「加配」，或「攤配」以外，還沒有看到確切的是屬於地方的稅賦。地方，只能與中央分剖在中央規定之下徵收得的稅賦。
（註一）公廨本錢，職田，貲課等等，則自始即是分散，由許多機關或管理徵收的。貲課，會由中央徵收，除去應歸中央的以外，其餘的，中央只是一種經手機關。
（註二）在唐初，稅率是固定的，這由歷代頒布的「令」與「式」中之「賦役令」，或其他的式，可以證明。只是戶稅，稅率前後有些變化。不過唐六典根據開元初年之「令」文，而述其收入總額，通典載有天寶間稅率，可證明戶稅也是「定制」的。
（註三）陸宣公集奏議六均節賦稅恤百姓。